游武当，莫不到“吊钟台”留影纪念，到南岩宫“打金钟”以博得乐趣。而武当山各宫观内，多存有各类形制不尽相同的铸钟，其撞钟之物，只怕人们多认为是一段悬挂着的横木，或是一根粗大的木棒。但古时候，击钟的器具是木头雕刻而成的长木鱼——鲸鱼，现在却鲜为人知。
唐·章怀太子李贤为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中“于是发鲸鱼，铿华钟，登玉辂，乘时龙”注曰：“鲸鱼，谓刻杵作鲸鱼形也。铿，谓之击也。”唐·李善为三国时吴人薛综《西京赋·注》注：“海中有大鱼曰鲸，海边又有兽名蒲牢。蒲牢素畏鲸，鲸鱼击蒲牢、(蒲牢)辄大鸣。(今)凡钟令声大者，故作蒲牢于上，所以，撞之者为鲸鱼。”唐代襄阳籍诗人皮日休(约834年至883年人)《寺钟暝》诗重击蒲牢含山日，冥冥烟树睹栖禽。”后人因此又将钟称之为蒲牢。明代人陈仁锡在《潜确类书》提到：“龙生九子，(皆)不成龙，各有所好。一曰蒲牢，平生好鸣，今钟上兽钮是其遗像。”现在，我们所见到的龙形钟钮，即蒲牢形象。
华夏大地素以礼仪之邦而称誉海宇。钟，约始产生于商、周时期，自产生以来，即被作为贵重礼器用于祭祀神祗、祖宗活动的奏乐，用于天子、诸侯、贵族宴享时的伴乐。《诗·周南·关睢净之“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”《周礼·春官·大司乐》：“乃奏蕤宾，歌函钟，舞大夏，以祭山川。”汉代张衡《西京赋》中“击钟鼎食，连骑相过，东京公侯，壮何能加。”唐·王勃《王子安文集·滕王阁诗序》：“闾阎扑地，钟鸣鼎食之家”等记载，都具体的描述了钟的作用。秦、汉时，钟的用途得到了发展，被用于令事和报时。汉·张衡为《东京赋》注，“辂，天子之车也。”而铿华钟、登玉辂、乘时龙则描述了汉帝出行登辇时，击钟令事相告。另外，皇帝在上朝时，即鸣钟召集百官入觐。《放歌行》注引汉崔元始《政论》：“永宁(120—121年，汉安帝年号)诏‘钟鸣漏尽(深夜)，洛阳城中有不得行者。”《三国志·魏·田豫传》：“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，是罪人也。” 《南史·丘仲孚传》“少好学，读书，尝以中宵钟鸣为限。”中宵作深更半夜之意解释。而以上种种记载，则说明了钟在当时，已担负着令事和报时的双重作用，历代京城及各城邑重镇所设置的钟楼，则是体现钟集令事、报时作用的特定产物。
东汉时，道教的创立，佛教传人中原，同样地利用了古老的钟文化。《百丈清规·法器章》：“大钟，丛林号令资始也。晓击则破长夜疏睡眠，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。”梵钟，意为清静之地的大钟，是佛教用于寺院大钟的尊称。唐《丁卯集》“寄题华严韦秀才院诗”：“今来故国遥相忆，月照干山半夜钟。”《中兴间气集》中张继“枫桥夜泊”诗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元代诗人揭僕斯借佛道寺庙中的铸钟，抒发情感的诗词，就占有一定数量的篇幅，尤以“烟寺晚钟”为最。
武当山南岩“天乙真庆宫”内，旧存长木鱼——鲸鱼一件；全长106厘米，厚工9厘米，高16厘米。鲸鱼嘴巴张开呈袭击嘶咬蒲牢状；嘴唇短平；眼、鳃、鳍、尾完备，整件鲸鱼雕制工艺简练，刻画了“发鲸鱼铿华钟”的生动形象，是一件极为稀少的古文化遗物。
历经沧桑，木雕鲸鱼脱离了与铸钟唇齿相依的位置，失去了鲸鱼击蒲牢辄大鸣的古老风貌。现在，鲸鱼已回到蒲牢 ——铸钟的身旁，它以独特的撞钟方法，使其传出阵阵悦耳的钟声，致使中外游客留恋忘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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